2015年1月20日上午，滁州市公路局城北治超检测站原二中队队长陈明义、四中队队长薛松受贿案在全椒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全椒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农村公路局、国家公路分局、运管所和局机关执纪执法人员近百人着装旁听了此次开庭。看着昔日同行站在被告席上，低头服罪，内心无不受到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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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执法检测中，涉案人员共计收受他人贿赂300余万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00余万元。随后，涉案冯勇、侯明、后承诚、陈明义、薛松等15人均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案，还牵扯涉嫌违规违纪数十人。

这种涉案违法违纪人员之多、范围之广、数额之大、影响之恶劣，在我市交通系统是绝无仅有的。

●  编造借口，寻求安慰

“廉生威，公生明。”不甘清贫的公职人员，肯定对此不会有着深刻的认识，抑或充耳不闻。他们想要“脱贫”，自然更多的是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为此，他们还编造了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给自己不法之举寻求安慰。

侯明等人以工资太低，工作辛苦，吃饭没钱，为兄弟们发点好处费、发点福利、充些电话费等为由，编造借口收受贿赂。

原二郎治超站中队长张庆斌说，“我们中队还专门让一名队员当会计，对于分剩下来的钱用于自己中队的私下集体开支，如在节假日所有队员及家属一起包车外出旅游、吃饭、聚会，或集体出份子及逢年过节到少数领导家去看看等。即使‘公份’钱用完了，队员间都在比着干，也会各显神通搞处罚，找财源。”

滁东治超站的一位中队长竟然以家里经济困难为由向“黄牛”借两万元钱，直到案发时还没有还。调查组在核证时，被借钱的“黄牛”说，他向我借钱我心里已经有数，那明显是在问我要钱，当时我就想这钱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了”。

●  通风报信，自由裁量

在实际的“治超”执法过程中，“治超”人员对处罚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很大。从查出的滁州3个治超站来看，他们以走简易处罚程序、就低处罚等方式，在收取货运车主、物流企业主“好处费”后，对超载车辆象征性处罚一下。

更有甚者，治超员和车老板串通一气，通风报信。有时，他们与车老板提前电话联系，对设置标识的超载超限车辆，如在车上放有“江苏陈某”的牌子，或者看到车老板告诉的车牌号码等就直接放行；有时直接告诉车老板什么时间没人查、什么线路行车不查。

对于那些没有送好处的超载超限车辆的检查，他们却是另外一副嘴脸，“公事公办”，严格按照治超处罚制度执行，尤其是外地牌照车辆。

一位江苏南京的车老板说，“刚开始我们到滁州来拉货总是小心翼翼，平时根本不敢超载，但还是经常被处罚，而那些滁州、天长等本地车明显超载，却畅通无阻，我当时真得很气愤，社会风气都被他们搞坏了。后来通过同行介绍我突然明白了，就找熟悉的人出面，在每年的节假日之前事先送上现金或者购物卡，对于站长、中队长还要另外送烟酒，之后我的车队也就享受和当地车一样的待遇了，畅行无阻。”

车老板戴某说，“我们送钱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文化，从小出门在外只会开车，靠开车拉货来养家糊口，我上有八十岁的父母，下有儿女上学读书，送给他们钱其实我的心也在滴血，惩处他们也算罪有应得。”

●  逃避调查，订立攻守同盟

犯罪分子罔顾法律、为虎作伥的时候，不会忌惮法律的威严。

而一旦事情败露，又不免慌了手脚。

在查处原滁东治超站中队长侯明时，滁东站其他三个中队长陈文斌、张梅生、宋金星等人先后两次到茶楼商定对策，如何对付调查组的调查。

当滁东治超站中队长全部被查后，二郎路治超站四名中队长先后两次集中商定对策，并形成一致意见：就说平时只收烟酒，不收购物卡和现金，谈话时不说领导不说队员，自己扛着，调查组调查时他们态度坚决、实施顽强抵抗策略。

同时，他们也分头向车老板等人打招呼，告诉他们调查组调查时尽量不要说或者少说，在送钱的数量上和送钱的次数上要少说或者说含糊一点等，并充分发挥人脉关系，企图以攻守同盟，逃避惩处。

狐狸，再怎么狡猾，都是猎人弓下的猎物。

攻守同盟，也掩盖不了背后的累累丑行和罪恶。

拒腐防线一旦决口，贪欲就如决堤的洪水猛兽般一发不可收拾，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和教育，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时不可待。抓早抓小，问责处理关口前移，才能让腐败案件少发生，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