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继续教育工作会议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国务委员刘延东表示,全国中小学如果要全部解决校车的问题,按照义务教育1.5亿名在校生的规模计算,则需要150万辆校车,加上维护费用,需要财政4600亿元的投入。
这笔资金足以把政府部门吓倒。如果要一步到位解决全国中小学生的校车问题,确实可能需要这么大一笔资金。可问题是,我国当前的校车问题,当务之急应该是解决中西部地区农村和发达地区、大城市城郊、乡村的校车。而解决这些地区的校车,远没有教育部门预估的那么多,费用大致在600亿左右。
以目前拥有被誉为“史上最牛校车”的浙江德清县来说,该县解决校车得到舆论的一致好评。就是在这个县,也不是政府出资给所有中小学都配备校车,而是重点解决5600名乡村学生的校车,包括两所民工子弟学校,总投入经费2000多万元,日常维护费用400万元。把德清这种“最牛模式”推广到全中国2800多个县,所需硬件配备资金在600亿元,年维护费用100多亿元。
其实,在我国教育发展历程中,解决复杂的教育投入问题,一直是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拿义务教育全免费来说,首先是面向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接着才是在城市实行全免费。今年我国推出营养午餐计划,针对的也只是西部地区的农村学生,涉及人数2400万。如果要一步到位解决全国所有中小学生的午餐问题,那么,营养午餐计划由于资金巨大根本就不可能出台。
就校车安全问题来说,目前大中城市市区学生的上下学,安全问题并不突出。首先,城市的公交系统比较发达,相当数量的孩子可以坐公交上下学;其次,城市家庭的经济条件相对富裕,不少家庭有私家车,可以自行接送孩子。校车问题最突出的,是撤点并校之后的农村,孩子们上小学距离遥远,加之校车保障力度不够,因此校车安全事故频发。为此,在当下,没有必要把大城市市区学校的校车,作为重点来解决。而应该集中精力攻克中西部地区、不发达地区的校车问题,建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合理分摊机制。
然而,从目前政府部门解决校车问题的思路看,更多出于城市思维。比如,在制定《校车安全条例》时,给予校车特殊路权,就是典型的城市思维。在我国农村地区,乡间公路上,根本就没有专门的公交车道,也无规定的公交车站点,在这样的道路上,给予校车特殊路权,不是很搞笑吗?
把城市学校校车作为治理校车问题的重点,表明解决校车问题与事实脱节。这会把大家的精力导向无谓的争议中,而错过对紧迫问题的关注。政府有重点发展薄弱地区、推进教育公平的责任,把有限的财政经费投向最需要的地区,这是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接送中小学生上下学车辆28.5万辆,其中符合标准的校车2.9万辆,仅占10.32%。基于这种现实,眼下,不需要政府拿出4600亿,仅需要拿出其零头600亿,就能配备20万辆合格的校车。就是替换掉原有不合格校车,合格率也提升到80%。所以,解决校车问题,关键在于以务实的态度,分重点逐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