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又见因不满超限处罚决定而服毒自杀的案例。诚然，被罚款者未必没有过错，罚款者也未必没有理由，但百姓用生命来回应罚款，这种代价太沉重，值得深思。

每次极端事件发生后，总可以看到罚款权的收敛和反思，不过，风声过了，悲剧还是会再度重演。这绝不只是个人的悲惨演绎，背后有体制、机制上的原因。

车辆超载超限，有时未必在于司机的贪婪，而是常规的运载量已不足以弥补成本，非得冒着处罚的风险改装车辆、超载运输才能有口饭吃。那些执法人员也未必如狼似虎，可能他们对于司机的体谅在内部考核和反复操作中淡化了，个人不自觉成为了权力粗糙运行的齿轮。

处罚者和被罚者被顶在了对立面上，只怪一个“罚”字了得。公开报道显示，“罚款权”成为不少部门争夺利益的指挥棒，无论是在治理超限上，还是其他领域，总能吸引一些权力部门的青睐。甚至有地方发文、罚款成“治超”惯用“手腕”，衍生出“罚款月票”、“包季套餐”等荒谬现象。

尽管名义上罚款收入并不能直接收入囊中，但总会在向上争取权益时获得一些优待：“喏，我上缴几千万罚款，总可以返还几百万元吧”。所以，罚款金额曾经或者如今都还在一些地方作为部门的业绩指标，或明或暗地存在着。

治理超限大抵都是于法有据的，设定处罚的目的也是为了公众利益，超载超限对道路乃至公共安全的威胁毋庸赘言。只不过，落到具体的执行者身上时，这些公益就很容易切换成私利，不管罚款背后的眼泪与汗水，乃至生死。权力戴上利益的眼罩，目光里就只剩下冷酷，处罚打着公益的旗帜，却拎着创收的口袋。

公开报道中，2012年，北京罚没收入预算为33.7亿元，实际执行数为43亿元。2012年，广州全部行政罚没收入是24.5亿元，其中，交通罚没为8亿元。

当然，要解决这些罚款及其背后的问题，必须在根子上做文章。首先，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车辆非要超载超限才能维持司机的收入？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生命在十几万元的债务面前就这样消失了，生命与劳动力又是何等的廉价。国务院曾三令五申降低物流成本，罚款是增加物流成本的环节之一，而诱使或迫使司机们超限超载肯定还隐藏着不合理的成本。司机们明知故犯，执法者漠然视之，一定在于这个市场的扭曲，才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其次，任何处罚都应该有申辩的权利，程序正义不能缺席。在法治国家，任何行政处罚都是可诉的，而且充分保障这种诉讼的权利。被处罚的司机或许偏激，或许无奈，但一个不惮于用死亡去抗争的男人，又何必惧怕一次可以争取权利的审判。

再次，执法部门不能为罚而罚，更不能一罚了事，执行公务也要秉持善意。诚如最近这起悲剧，主要的分歧就是罚款的同时能不能卸货，其实司机并不是不同意罚款，只不过卸货的同时会毁坏封条，而这是他货到付款的凭证。这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处理，如果执法部门秉持善意，协调好收货方，让卸货了也能认可这张封条。所以说执法者在依法办事之外要多些善意，尽量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