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史上最严校车管理，遭遇多位幼儿园园长的不满。管理者“要想不被追责，最好的方式是多尽责”的忠于职守与园长们“政府监管过于呆板”的抱怨，折射出当下校车管理中的困境——
　　　　
　　　　
　　贴着国家质监总局合格证的校车，在省质监局的检测中却多项指标不合格。今年年初，双峰县政府一纸文件，叫停了这22辆问题校车。县政府的积极作为，却引发了另一个头疼的事实，一些幼儿园园长因此上访、呼吁，甚至用非法车辆继续接送幼儿。
　　
　　2012年《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实施，其中明确了政府的相关职责。追责的高压线，让各级政府实施了最严格的管理措施。但在被管的幼儿园看来，停运、督查、抽检等一系列动作让他们疲于应付。
　　
　　“政府的一切举措是以安全为目的，而私立幼儿园是以盈利为目的，安全总是要牺牲一部分经济利益才能实现的。这对矛盾很难调和。”双峰县分管教育的负责人说。
　　
　　问题校车引发纷争
　　
　　“正在打着方向盘就侧翻了，没有任何预兆。”2014年10月24日，双峰县石牛乡精灵幼儿园的黄河牌校车在转弯时，突然侧翻在路边草丛里。所幸车速不快，车上的幼儿和老师们都无大碍。
　　
　　事故的发生让幼儿园园长和县政府都心有余悸。县教育局下辖的校车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校车办）即刻向省市校车办报告了情况。随后，省质监局指派省汽车摩托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对双峰县同品牌的22辆校车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令人吃惊，22台校车中有18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贴着国家质监总局合格证的校车，质检竟多项不达标。
　　
　　双峰永丰镇红太阳幼儿园园长刘小年是第一批购买黄河牌校车的车主。“生产厂家中国重汽集团是国企，且性价比较高，所以很多幼儿园都选择了该厂的校车。”刘小年说，新车购买4个月后，车的保险杠、发动机都出现严重问题，不得已在厂家换了一台新车。不到一个星期，新车又有零部件要修。“这样的车，早晚要出事。”如今，双峰唯一一个授权维修点，也因不堪维修重压与厂家分道扬镳。
　　
　　为此，致电问题校车厂方销售部负责人，对方称省质监部门的检测结果并不具有权威性；致电集团总经理孙国彬，称不方便接受采访。而省质监部门认为，检测是由独立第三方完成，其结果不需要企业承认。
　　
　　1月7日，双峰县校车办连发两份文件，一份是紧急叫停该品牌的校车运营；一份是向上级呈报情况，请求督促生产厂家召回车辆，赔偿损失。而幼儿上课则改由家长自行接送，或停课缓解。
　　
　　政府确保安全的有力举措，幼儿园方却并不领情。“大家担心校车停运导致生源流失，再说停课很可能让幼儿园面临倒闭的困境。”刘小年说。
　　
　　梓门桥镇喜洋洋幼儿园李园长说：“学校复课后，接送学生的车‘八仙过海’，什么车都来了，自己也用三轮车接送过学生，这比校车更不安全。”
　　
　　最终，多家幼儿园到县政府申诉，要求归还校车。
　　
　　一方面是政府越来越严的安保措施，一方面是幼儿园生存的压力，二者都很疲惫。
　　
　　追责压力山大
　　
　　4月14日，县校车办主任谭乾坤从早忙到晚。这天他在三塘铺镇督查了6家幼儿园校车的安全问题。一同前往的还有质监、交通、交警、镇政府等多个部门的8位干部。
　　
　　类似的督查一年一次，覆盖全县每个幼儿园，检查的项目包括校车使用许可证、驾驶人资格证、行驶路线、校车质量等。
　　
　　在三塘铺乐乐幼儿园，督查队成员发动停在操场的校车，检查指示灯是否亮；又揭开医药箱，查看是否备有药物。而另一边，有人在检查校车驾驶人资格证，并要求拿出每日行车记录档案。
　　
　　“3月20日，老师座椅坏了；3月21日，老师座椅坏了；一直到4月还是一句‘老师的座椅坏了’，难到半个月修不好一个座椅？”一位督察员板着脸问。
　　
　　检查中，谭乾坤发现一辆校车没有使用许可证，且档案管理十分混乱，他十分不悦，“这样的管理状况，我们会在全县点名批评！”
　　
　　这么严格的督查在诸位幼儿园园长看来是史无前例的，甚至有些无所适从。
　　
　　吃中饭时，谭乾坤提出，让每个监管干部看看湘潭市雨湖区校车事故处理结果，“具体追究到哪一级哪个人，都值得仔细研究。”该事故中包括副区长在内的4位公职人员被免职，2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追责的高压线紧绷在监管人员心里。“要想不被追责，最好的方式是多尽责。”
　　
　　2012年《校车管理条例》出台后，明确了相关部门的责任和校车管理的标准。一旦发生事故，但凡没按标准执行的相关负责人，都会受到惩处。高压下，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整改，也都完成了。
　　
　　之前双峰县只有57辆校车，其余都是非法运营车辆。一年时间内，全县校车增加到180多台，几乎每一个幼儿园都有一台。整改力度非常大。
　　
　　一年前，一辆7人座的面包车可坐10多个幼儿，一人一座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如今，一人一座已是铁律。这些都是严格按条例执行。
　　
　　转变的背后是铁腕整改。一年一次联合督查，各个部门常规检查，路上抽查。此外，每台校车装监控，每个负责人签字担保。还有推行的“一园一干部”制度，每个幼儿园都有蹲点干部联系检查。
　　
　　多尽责令监管人员压力陡增。谭乾坤于2013年担任县校车办主任，一年时间里，他坦言自己憔悴了很多，“几乎没睡过几个好觉，要么在思考如何推进工作，要么就为校车安全担心，头发都快掉光了。”
　　
　　人人自危是相关干部的工作状态。今年年初刚接管教育的副县长，得知叫停的校车还在偷偷运行，早上6点就起来暗访。
　　
　　“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投入与收效不一定成正比。”谭乾坤感叹，校车安全工作责任太重大，心里压力太重，且难推行。
　　
　　幼儿园的说法
　　
　　三塘铺小精灵幼儿园园长赵向阳在签下“我承诺不使用非法校车”这行字时，紧张到脸发红，甚至连“法”字怎么写都忘记了。写完她长叹一口气，“责任实在太重大了。”
　　
　　这一年来，她所在的幼儿园配合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校车整改工作，建立台档、新购置达标校车、请固定的校车司机、为司机升级驾照……但陡增的成本，也让这个只有100名学生的幼儿园不堪重负。
　　
　　刘小年算了一笔账，学生每个月的接送费是300元，而与司机的工资和油钱相抵，幼儿园一年要亏3万元。
　　
　　安全成本让园长们有苦难言，但更让他们难以适应的是，愈见严苛的管理规则。
　　
　　“政府监管有时显得呆板。”赵向阳说，一次他们的校车超载了两位学生，被监管人员抓到，而超载原因是本该坐下趟车的学生，因为家长提早送来，不得已先上了车。“都是要去上学的学生，不载的话家长意见很大，我们真的很为难。”
　　
　　此外，规定校车驾驶员必须持驾驶证B证，且有3年以上的经验，这也让赵向阳犯了难。赵的丈夫负责幼儿园校车驾驶20余年，但驾驶证是C证，升级到B证后却因没有3年驾驶经验而不允许驾车。新聘的B证司机却因不熟悉校车和路况，在上路第一天就爆了胎，反而让赵向阳担心不已。
　　
　　“B证司机不好找，幼儿园二三千元的月工资很难吸引他们。一般在外打工的司机每月都能挣五六千元，没有人愿意留在幼儿园。”赵向阳说。